纪念|叶永烈:燃点一九七八

纪念|叶永烈:燃点一九七八
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,上海这座城市如魔方般一刻不停变化了千百遍,可是叶永烈的上海故事,是从肇家浜那条泥泞、狭窄的弄堂缓慢开始的。记忆永远清晰,评弹的声音从对门原先是老虎灶的大众茶馆飘出,孩子们嘈杂嬉闹穿透了只糊了一层腻子的篱笆墙,忽然有人喊,叶老师,侬的挂号信哦。叶永烈从阁楼上弓着腰爬梯子下来,声音已经远了,窗户插销下面压着一张信封。邻居都是工人,来自周边的大中华橡胶厂等工厂车间。叶老师叶老师,他们这样恭称着这条由拆迁户私房组成的弄堂里唯一的大学生。祖籍温州的叶永烈和他的妻子,以及在这里出生的两个儿子,自自然然说着上海话,过着里弄生活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叶永烈去北京采访过无数次,也环游过全世界,但他只有回到上海才感到是回家。采访者吴越(左),叶永烈(中),上海作协组织人事处胡斌(右)在“游泳池”书房复苏的“小灵通”叶永烈是一九六三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,读了六年书,按苏联学制,读出来应该是“副博士”,但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,“副博士”没了,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一机部上海电表研究所。叶永烈很熟悉上海。他的父亲解放前是温州商业银行行长,解放后成为温州市政协委员,经常提着大皮箱坐轮船出差去上海。他考上北大后,来来回回总是要从上海中转,父亲笑着叮嘱他,经过国际饭店仰头看时,要小心按住自己的帽子。与北京相比,他更亲近上海中西交融的风味,不久妻子也从温州来到了上海,可是叶永烈资历还浅,分房无望,只能赁居。偶尔一天,叶永烈和妻子在43路公共汽车站头等车,看到电线杆上贴着“卖房子”,两人正并头在看,一位中年妇女走来,引他们走进了那条弄堂,她是居委会主主任,告之,是一位老工人想卖掉私房。那时的叶永烈,恰好存有一笔钱,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支付给他撰写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稿费。他们高高兴兴地搬进斗室,学会了用煤球炉烧饭、用筹子去取自来水,星期天和大家一样双脚踩在盆里洗床单,平时孩子放学回家就在隔壁邻居家做功课、吃饭。在艰难的岁月里,这条弄堂给了他们最大的庇佑。时轮转至1978年。这一年初夏,叶永烈十几年前就写好了的科学幻想文学《小灵通的奇遇》终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,改名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那叠已经在漫长岁月中泛黄暗淡的稿纸,在“科学的春天”里大放异彩,它生动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“四个现代化”,也复苏了了僵化已久的科学人文思维。一天,摄像机进了叶永烈的家,造成了整条弄堂的轰动。一位名叫富敏的电视台导演(她后来拍了电视连续剧《十六岁的花季》)前来采访。不久后的一天,晚饭时分,隔壁的隔壁邻居匆匆来敲门,来不及细说,把叶永烈拉走,拨开人墙,将他推到一台24吋的黑白电视机前,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放对他的专访。那时,叶永烈已经是上海科教电影厂的编导,并在科教片领域崭露头角,但这是他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,一时间如梦似幻。叶永烈和40年前初版的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四十年来,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长葆青春,衍生出二三十种版本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,仍在不停重印,总共已经发行了400万册。叶永烈收藏着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中,作为时代先声的三位代表人物——《于无声处》作者宗福先、《伤痕》作者卢新华和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作者叶永烈坐在一条长椅上,画家陈逸飞站立着为他们三个画速写。这是1978年这个年头的一份胶片记忆。1978年,画家陈逸飞(中间站立者)为宗福先(左一)、卢新华(左二)、叶永烈(左三)画速描叶永烈的“好运”在继续。1979年,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先后在头版头条或显要位置发表文章,称赞叶永烈在逆境中坚持创作,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《光明日报》在配发社论中还号召知识分子向叶永烈学习。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关心下,叶永烈获得1000元人民币的奖励,并指示有关部门给叶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,以促使他更好地进行创作。1979年4月23日,中国科学创作协会简报上刊发的《应重视改善科普作家的工作条件》1979年7月1日,一张《租用公房凭证》和漕溪路漕溪公园旁边一间使用面积为32.7平方米的两室户的钥匙送到叶永烈手中。叶永烈首先把一本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放进了新屋,让“小灵通”第一个住进去。叶永烈是这条弄堂里十五年来第一个搬家的。这成了弄堂里又一次轰动事件,所有邻居都涌过来参观这间配有卫生间的新居,亲眼看到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心,也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火热的开端。叶永烈于1979年7月1日获批入住的32.7平方米新屋的《租用公房凭证》“红色起点”上再出发1987年的一个早晨,叶永烈在洗漱时习惯性开着收音机,一条字数不长的新闻消息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消息说,上海作协将第一次公开招聘,引进一批专业作家。这时的叶永烈,已经被组织部门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调到了上海科普创作协会,是副理事长,又是上海科协的专职常委,头衔一大堆 ,但他仍想回到创作中去。没有悬念地,他成为当年上海作家协会首批8位专业作家之一。其实,还在科协的时候,叶永烈就已经发表了诸多小说,包括在《收获》发表的《青黄之间》,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《腐蚀》,都产生了很大影响;而他在《文汇月刊》等刊物上发表的报告文学,更是“写一篇红一篇”,读者追着要看。进入作协后,在小说与报告文学这两者之间,叶永烈选择了后者,尽管他写小说也花了大力气,也开始结出果实,但他敏锐地察觉到,写小说的人很多,可是在报告文学领域里,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这片已然开禁的“禁区”还少有人涉足。他决定向高海拔地区进发。叶永烈的大学同学们恐怕要大吃一惊,这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小心谨慎的叶永烈。早年间,叶永烈因出身不好,总是独来独往、少言寡语。一早背书包去图书馆,晚上回宿舍倒头便睡,远离一切是非。现在的叶永烈完全转了180度,专写重大的文化人物和政治人物。越是别人不敢碰的,他越是敢碰。不是他吃了熊心豹子胆,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他宽阔的视野和求真的勇气。叶永烈相信,时代滚滚向前。写什么呢?叶永烈在上海已经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,他从心里认定自己是一名上海作家,承担着上海作家的责任。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全过程写出来,恐怕就是这份责任中首当其冲的一块。叶永烈骑自行车去一大会馆,馆长看到他说,你们怎么又来了。原来,在叶永烈之前,已经有两位老作家先后来了解过情况,但遇到绕不开的、当时又无法明确给结论的问题,皆无功而返。叶永烈说自己运气好,这一次又踩在了鼓点上,一些例如“如何看待陈独秀”、“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”等重要问题开始松动,叶永烈用信实的史料和当事人访谈,将上述问题一一解决,写出了《红色的起点》,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后两部作品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》、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,构成总字数150万字的“红色三部曲”,输出了台湾版,香港版,以及英文版,法文版,阿拉伯文版。从此,“红色起点”——这个生动、形象而准确的概括,向全世界告知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。自创“两确”原则众所周知,叶永烈在他所从事的重大政治题材传记文学中著作累累。在公众的印象中,他神通广大而又低调神秘。那么,几十年来,他在与各种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回忆、说辞和观点中,是如何摆正自己的立场与位置的?是如何掌握他手中这支笔的?叶永烈很早就提出了他的“两确”原则:观点要正确,事实要准确。一个是史观问题,一个是史实问题。关于史观,他用三个字作了解释:走正道。见过那么多特殊人物,写过那么多传奇人生,他有一个感悟:无论风云如何翻滚,一个人要有坚定的信念,要有政治判断力,选择正确的道路是最重要的。为了把握史观,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,尤其是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,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。关于史实,他的办法其实很“笨”:一有线索,立刻紧追不放;一旦采访,绝不放过一个“活口”——在世的当事人、知情人全都要采访一遍。他从来不肯东拼西凑。任何题材,如果没有第一手采访,没有自己独到的东西,他宁可不写。他深知,只有自己采访的、掌握的材料,才能让一本书变“活”,更重要是,有权威性,经得起时代淘洗。在叶永烈众多的著作中,还有一部特殊的作品,是他向1978这个特别的年份献礼、致敬与回顾之作,这就是《邓小平改变中国:1978——中国命运大转折》。这本以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,叶永烈早在1987年刚进入作协时就思量过,到1994年开始着手采写,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,中途辍笔。直至1996年,他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,全力以赴写,终于写出了四十万字初稿,之后又作了大修改、大补充,几乎重改一遍,定稿时全书为六十万字。这本书初版于1998年,此后几乎每隔十年就再版一次,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。时隔四十年,当全国涌起“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”热潮时,曾以这样一部巨著来还原改革开放横空出世历程的叶永烈,也成为 “四十年40人”的受访人物之一,这不能不说,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。叶永烈与《邓小平改变中国》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